我母亲已82岁高龄，17岁嫁给我的父亲，虽然我母亲没有读书，丁字不识。在我印象中，年青、高大、皮肤白嫩，干起农活是把好手，针线活，样样能干；爱干净，穿衣不像农村人，一身打扮就像城里姑娘。我侄女吴凤兰从小看我母亲不像个农村妇女，每天穿得干干净净，给我母亲取了个绰号“漂亮妈妈”，时至今日，仍然是这样称呼她。她非常好客且非常大方。父亲当年在江西省新建县义渡人民公社当副社长，父母亲那时有个心愿，生了几个男孩后，一心想生个丫头，可是那个时候国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和节育措施，我母亲19岁生我哥，21岁生我，然后一直生到了38岁时，8胎9兄弟，当时我的父母亲压力很大，母亲小时候，正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，在我们附近日本鬼子实行“三光”政策，母亲跟着外婆到处逃荒要饭。母亲这一辈子吃了不少的苦，嫁给我父亲后，又因国家困难和家庭人口多、经济跟不上而整天受苦受累、愁吃愁穿，但母亲那时年青，跟农村妇女姐妹们一样，用她那硬朗的肩膀和勤劳的双手干农活、做家务，细心呵护着我们这些兄弟，看到母亲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帮助父亲撑起这一个家，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我们这些兄弟一天天的长大，在潜移默化中，慢慢的懂得帮助母亲干点农活，以此来减轻她的负担。我曾13岁开始干活，种蔬菜、藕，将这些土特产挑到离家不远的集镇上卖；去挑堤、种田、放牛等挣工分，挣来的钱贴补家用......母亲有个生活习惯，就是每天下午6时挑得一担衣服在河边洗，晚上8、9点钟我打着手电筒，母亲一件件的在河旁洗，洗到深夜九时才做饭给我们兄弟吃。母亲一生含辛茹苦，将我们辛苦带大不容易，因为我家兄弟多，几乎都是高小未毕业，就在家干农活或做手艺，还算我多读了几年，初中毕业后，又上了高中。我父亲要我读高中，只是让有一个小孩读书了有文化，将来有个出息。我记得在石岗中学读书时，我的母亲每星期给我三玻璃罐盐菜、腊鱼、酱豆豉、酸菜，2角1分钱交米费用，吃得我口腔发炎。我回去后，告诉父母亲，我想去当兵，1974年10月，17岁的我未满18岁参军到福建部队，那时当兵每月6元钱津贴，又有饭吃，又有衣穿，我每月坚持自己用2元，节余下4元，一共存了四十八元寄给父母，极其帮助困难的家庭。我在部队时，勤学苦练，白天练、中午练，然而从通讯员到副班长、班长、排长、副指导、指导员、副教导员，教导员、团副政委，到93师农场政委，1998年10月转业到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纪检组长，2003年4月提拔为副院长。我因为从部队转业地方后不懂法律，我深知，过去虽然在部队当过政工干部，教过战士一些普通的法律常识，但是我知道法院工作对我来说，是一个新课题，过去在部队时，操枪用炮是我的强项，但是法院工作是门外汉，我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精读法律书籍，有空时，拜老法官为师，学习如何开庭，如何做当事人的工作。当时我分管纪检组，政工科、工会等工作，原院长熊承俊看到我在部队能写点文章，1999年4月春节以后分工要我负责研究室的工作，我就在全院干警会上说，要我分管，99年必须在各大媒体杂志上刊登100篇以上的任务，当年我实现了这个承诺。往年西湖法院宣传、调研、信息工作掉在全市法院工作的后头，由此被动局面有所改观，由于院党组的高度重视，我除了工作之余，坚持深入一线采访法官，撰写了大量的调研、宣传、信息文章。经过全院干警的共同努力，新闻、调研、信息一年一个新台阶。时任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敖庆沸在全市法院新闻、调研、信息工作会议上说，全市法院如果有西湖法院吴凡云这样的人，市中院在全省法院排名就不会落后，位置还会前移。我回来了18年，写了二万多篇共计1000多万字的文章发表在国家级、省、市媒体上，2005年4月被南昌市人民政府评为“市劳动模范称号”，我写了一篇《从军官、警官到法官》，文章在全国各大媒体刊登。

　　我从2014年起，春节期间，每年要到老家陪陪老母亲，母亲这辈子经历的事太多、太多，看到母亲脸没有过去年青时光嫩，岁月给她留下了许多皱纹和斑痕，腰也没有昔日笔挺，而今有些弯，岁月总是一天天的轮换，可母亲一天天的苍老，把我们培养成人，都组建了家庭，如今四世同堂的母亲却经常会在我们回家时高兴的唠叨几句......我母亲讲，在部队时每个星期还会打个电话回家，嘘寒问暖。离家近了，回来后，在南昌也经常不打电话回家，我对母亲讲，我们法院在全省基层法院，刚来时二千件案件不到，今年已升到近万件案件，我实在没有时间打电话给您。母亲年纪大了，我现在经常回家看看母亲，给母亲梳梳头、聊聊天，母亲看到我们兄弟、媳妇、孙子、孙女特别高兴。母亲啊，您真是我们的好母亲，只要您身体健康，我就高兴。